中国古代的遗址和墓葬等发现发掘后，对遗址的命名往往有几个名字，这都是根据中国考古界的不成名惯例形成的，而不是一时兴起而命名的。

世界上最早对考古学某些文化遗址命名上也是逐渐发展成熟的，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等。在19世纪前，世界上的考古学遗址的命名比较随性，有时根据考古学家的爱好进行命名，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有时我们看到某些遗址的时候根本不了解该文化遗址的任何信息。到19世纪中期之后，考古学者们认为考古遗址的命名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命名，这样做比较规范。（青海西宁城北区沈那遗址位置，具体位置为西宁市城北区小桥街道沈那台地）

中国近现代的考古学对遗址或者墓葬的命名也是在西方逐渐规范时采取了较为规范的一种命名方法。中国考古学主要有如下几种考古遗址的命名方法：

第一，以首先发现该遗址的小地名进行命名。

这是考古界普遍使用的一种遗址命名方法，目的是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避免出现同样的遗址名称。如县、乡镇、村、屯或者更小的地名。

例如，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就是以首次发现遗址的地方是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因此命名为“裴李岗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则是以首次发现遗址所在地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而命名的。（以村名命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第二、以地区或者流域命名。

如黄河流域文化遗址，这里包含了众多的属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化遗址；楼兰古城遗址；

第三、以具有共性的特征遗存物命名。

如黑陶文化、彩陶文化。

第四、以族别命名。

如高句丽遗址，在吉林省集安县，曾经是高句丽的国内城，公元3年到公元427年作为高句丽的都城，后迁往平壤。

第五、以地名加前后缀命名。

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云南元谋人遗址。

第六、确定墓主人后的遗址命名。

以小地名为命名遗址成为惯例，但是在遗址中或者葬中发现了能够证明墓主人的器物之后，一般就不会再以小地名为命名了，就会以墓主人的封爵命名该墓葬了。

例如，海昏侯墓葬，最早命名为南昌西汉大墓，证明是海昏侯刘贺的身份之后，直接改名为“海昏侯墓”；前提以地名命名，后期确认身份，改为墓主人的名字命名。

在譬如，曾侯乙墓，最早命名为“擂鼓墩一号墓”，该墓地位于湖北随州城西面2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证明了墓主人的姓名加爵位之后，就重新命名为“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图，以墓主人名字加爵位命名的）

1948年，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的小桥村毛胜寺的两个台地上发现了沈那遗址，隶属于3500-4000年前古羌族村落遗址，其主体文物遗存为齐家文化遗存，齐家文化得名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该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沈那遗址命名是以更小的沈那台地命名的）

沈那遗址最早命名为“小桥遗址”，因为该地属于青海西宁城北区小桥村的台地。1979年，公布青海省西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更名为“沈那遗址”。为何?因为当时的“小桥遗址”在全国不止一处，其中浙江海宁也有“小桥遗址”，这样就失去了命名的唯一性，用“沈那台地”命名遗址确保了唯一性，而且有本地特色，因此改名为“沈那遗址”。

沈那遗址在青海西宁当地非常出名，于是就出现了沈那中学、沈那村等一系列的改变，因此就有人误以为是以沈那村来命名的了，其实这种著名考古遗址因为闻名于世而影响后人的例子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