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有名医李时珍，先后为病情相同的两人开药方，但是他为小孩开剂量更重的药方，给老人的用量却轻，这让他的学生很是费解。李时珍便给他解释说，那位老者一直说自己的病重难好，回家之后定会多喝药汁，而小孩会因为味苦而哭闹撒泼，所以这样的药方都是适用于他们二者的，这可谓是“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

不论是在西医还是中医里，“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是两边的共识。对于剂量的认识上，我国在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提到了药剂的用量。

而我国的度量衡是在秦始皇横扫六国之后才统一的，随着时代的更替，度量衡也在随之变化，而每个朝代的度量衡也有着很大的变化，因此不同朝代的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度量衡也有着不同的量。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给出了数百个东汉时期的医药方，在古代可谓是“效如桴鼓，覆杯而愈”，但是直到今日，我们再将这上面的药方一成不变的按照书上所载的剂量来用药，却没有一点效果，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直到汉朝的权衡出土，才揭开了这个秘密，我们也知道了中医为何逐渐没落了下去。

所谓权衡是指秤砣和秤杆，“权”为秤砣，“衡”为秤杆，通俗点来说就是现在的“称”，用来称物体的重量。据记载，我国考古至今共发现东汉权衡33件，在这些考古发现中的东汉铜权上刻有铭文：“官平秤，褪 ( 锤 ) 重一斤八两”。

经过现代的实际测量它的重量为332.3克，以现在的“度量衡”来算，东汉的“一斤”重量折合为现在的222克；而东汉石权上所刻的铭文“百一十斤”，按照同样的算法每一斤折合为218克。

因此，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药方剂量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其中的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其主要剂量在书中的记载为1斤，但是那时的一斤都在200克以上，而现在的一斤用量则为10到30克，因此治病的效果当然就不如那个时代。

那么如果按照东汉时期的“度量衡”换算，将用药剂量按照那时的标准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留下的药方是否对于现在相同的病症有用呢？是否能够治疗那些“重大急”病症呢？对于这个疑问在上个世纪就一位“赤脚中医”进行了实践，并且以这上面的方法医治好了不少的重症疾病，这位医生就是李可。

李可为何能够做到如此呢？其原因是他比其他的中医更加的“大胆”，以一味名为“附子”的中药为例，这味中药被称为“回阳救逆第一品”，但它有一定的毒性，因此很多的中医会按照很多的近代医学著作中的依据，开剂量最多几十克。

而李可按照度量衡换算之后常常开出上百克的剂量，很多的濒死病人也就是这样被李可救回，当然李可的用药剂量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典籍中来，他也是按照了病人的实际情况而对症下药。李可的“大胆”疗法也改变了不少人对于中医是“慢郎中”这一传统看法。

1930年生于山西灵石县的李可，在西北艺专文学部就读过，而后开始了自己行军打仗的生涯，在这段生活中李可并没有放弃学习，他还同时兼任了军报的记者。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新中国成立，李可也开始学习《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等医学典籍，更是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在行医的过程中抢救了很多重症病危的患者，也创造出不少的奇迹。他是我国近代将中医理论运用出色的大家，医术高超的他被誉为“现代张仲景”。从各种史籍记载中不难发现，我国古时在医疗方面是有着卓越成就的，对于人体的构造也是十分的清楚。

就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扁鹊见蔡桓公的医疗案就凸显出了中医已经十分的发达，再到后来的华佗、张仲景，中医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巅峰。但是后来的诸多战争加之朝代更迭，度量衡的变化，典籍的中的药方剂量并没跟着时代而进一步更新，因此在传承上落下了，到了近现代“中医”更是成为一种“养生学”，更是在近代西医学的冲击下，逐渐的没落了下去。

幸运的是，因为李可医生的实践推广，不少的中医学从业人员都意识到了剂量的问题，但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我们的中医复兴之路还需要慢慢的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