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稻葵团队发布了《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分析战略报告》，主要参与人员包括李稻葵、厉克奥博等。

　　报告称，当前，中国距离迈过中等收入门槛还差最后一步，为了应对未来形势的变化，必须清晰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从而找出应对之策。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的中期，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和信息化的深化期。能否成功地释放出这四个阶段所蕴含的国内需求潜力，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增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以下为报告原文：

　　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1 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

　　在产业发展阶段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一方面，从增加值比例结构来看，目前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90%以上，农业占比下降至10%以下。尽管相比美国的95%和日本的98%还有差距，但已经大致相当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水平。其中，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在2018年达到33%，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欧盟22%，美国18%，日本29%);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53%，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欧盟66%，美国77%，日本69%)。当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经处于下降趋势，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攀升较快。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工业领域仍呈现资本密集度低、技术含量低、行业集中度低的特征。

　　从就业比例结构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不足。2018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74%。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95%以上的水平，甚至低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作为参考，2018年欧洲国家平均的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达到96%，日本为97%，美国为98%，巴西为90%，墨西哥为87%。未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推进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任务，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会进一步上升，农业就业人口将显著减少。

　　

　　2 中国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

 

　　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从历史数据来看，城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得到了快速显著的提升(城镇化率1949年和1978年分别为10.6%和17.9%)。从跨国比较来看(图表16)，中国的城镇化率2009年超过中等收入经济体[1]的总体水平，2014年超过世界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年减少，2018年的城镇化水平与韩国20世纪八十年代相当。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首先，和发达国家2019年81%左右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还有一定差距，与G20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仅高于印度和印尼(如图2所示)，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上述城镇人口指的是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用户籍人口衡量的中国城镇化率2019年仅为约44%，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相应的市民待遇和充分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还需要很大努力。最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从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匹配方面来看，2017年全球总体城市化率/工业化率[2]为2.2，中国该比例为1.4，远低于美国(4.5)和英国(4.7)等发达国家，在“金砖”国家中，低于巴西(4.7)、俄罗斯(2.4)和南非(2.5)，稍高于印度(1.3)。

 

　　中国的城镇化面临调整改善的机遇和挑战。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降低贫困率、扩大内需、升级消费、优化产业调整、提高生产力和增强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流动人口增长速度逐年降低的趋势下，由于城镇化自身的发展特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提升速度会逐渐放缓。在提高城镇化绝对水平的同时，更需要注重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其它若干高城镇化率国家出现的例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能源供给不足等问题。

　　

　　3 中国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

 

　　产业升级是产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上升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是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必由之路。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调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持续下降，由1978年27.7%，持续下降至2019年的7.1%，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由1978年的24.6%上升至2019年的53.9%。为比较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我们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所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计算了1997-2017年中、美、英、日、德、印六个国家的系数，并统一选取美国2017年为基准。不难发现，传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度相似，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自2015年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在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我们认为下一步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处于过度竞争行业的民营企业转型。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处在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经济，产业集中度太低，面临着艰巨的兼并重组调整。以电梯行业为例，目前民族品牌占据了约30%的市场份额，其中10家龙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5%，剩余600多家国产中小电梯企业分享剩下的15%，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类似行业则普遍由10个左右的大企业瓜分市场。从目前企业拥挤、过度竞争的状态，发展到成熟经济体那种具有较高产业集中度的状态，这个过程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将是极其痛苦的，对于银行而言也将是极其痛苦的，但这个兼并重组的转换过程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不可避免的。必须重视并妥善处理可能遇到的问题，处理得好，能够转换成经济增长的机遇，处理不好会变成金融界以及相关产业的重大的包袱。

 

　　4 中国处于信息化的深化期

　　中国的信息化已初具规模，但仍有待深入。经过近30年的长足发展，中国的信息化目前已初具规模。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约为美国网民数量的2.9倍，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六成，达到61.2%。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相较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高于80%的互联网普及率(美国87.3%、英国94.9%、日本91.3%、德国89.7%)，中国的信息化普及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除了总体用户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还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与产业、数字经济等方面。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产业，诞生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市值达数千亿美元的世界级领军企业，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也日臻成熟，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ACCEPT联合光明网于2019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影响力报告(2019)》显示，2018年互联网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合计为27.5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28.56%。从总量上看，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当前，中国信息化发展正处于不断深化的关键期。在当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信息化发展在扩张规模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核心技术突破、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以互联网产业为例，中国现有的独角兽企业以面向用户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核心技术相对落后始终是制约发展的一个短板，而美国的独角兽企业则重点面向企业端，以技术创新为主。中国信息化下一步将以掌握核心技术为根本，基于我们在5G方面的优势以及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生产端进行革新，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持续向纵深推进。

　　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

　　1 无刺激政策情况下的GDP增速预测

　　我们运用支出法对后三个季度的经济活动进行估算。在不采取政策刺激的情况下，预计后三个季度消费的平均增速反弹至7%，投资增速假设6%(过去四年的平均水平)，进口增长1.6%，出口受海外疫情影响后三季度增速分别假设为-20%、-10%和0%。在上述假设下，可得出在不采取政策刺激的情况下，二、三、四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2.4%、4.3%和6.2%，加上一季度增速为-6.8%，全年GDP增速为1.9%。

　　2 两种增长目标下所需的政策刺激估算

　　我们再估算“翻一番”和“保就业”两种增长增长目标情况下分别需要的全年增速，和所需的政策刺激力度。

　　目标情形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目标。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第一，完成实际GDP比2010年翻一番;第二，完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为目标，全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再增长2.1%，假设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等于GDP实际增速，则全年需要GDP实际增速不低于2.1%，所需的政策刺激规模约为1万亿元。如果以实际GDP翻一番为目标，那么今年全年需要实现5.63%的GDP增速，所需的政策刺激规模约为4.5万亿元。

　　目标情形二：“保就业”目标。根据过去两年的情况，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所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大致在200-220万之间。这意味着，如果今年要创造1000万就业，常规情况下需要GDP增速大约4.5%，而今年随着专门保障中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的收入补贴政策、帮扶中小企业的纾困政策、灵活就业政策、高校扩招等政策的出台，就业压力相对GDP增速的依赖性有所下降，我们认为，GDP增速实现3%到4%的增长，即可实现就业的基本稳定，所需要的政策刺激规模约为3万亿人民币。